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史上重要的一幕，对于当时美苏两国的对外政策和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了深刻和微妙的影响。通过这次直接的核对抗，美苏两国领导人深深体会到了这种对抗所包含的巨大的危险性，认识到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因而双方都表现出寻求和解的愿望。危机过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相互做出努力，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努力减少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这一努力的首批成果就是1963年签署了热线协定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从而使美苏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这一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双方相互核威慑的结果。

        从苏联方面来说，虽然赫鲁晓夫上台后奉行了大力发展导弹部队的核火箭战略，并首先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但始终未能扭转苏联的核劣势地位。赫鲁晓夫曾吹嘘苏联拥有所需的全部导弹，制造导弹就像制造香肠一样，不断从机器里生产出来。其实，苏联当时制造的导弹和轰炸机，几乎全都是中程或中远程的，打击北美的能力十分有限。苏联当时有两种远程轰炸机，即"野牛"式和"熊"式，但都不适用于完成洲际飞行任务。"熊"式非常易受防空武装的攻击；"野牛"式的航程太短，无法从北美返航。苏联的第一种洲际导弹SS-6型，虽是一种很好的运载火箭，可以把人造卫星送入太空，但比较原始，可靠性较差，且造价昂贵，不适用于军事和大批量生产。即使这种导弹能打到北美，在第一次打击中至多可以摧毁美国400-500件核武器；况且从苏联领土点火起飞，需要20-25分钟才能达到美国，而美国的导弹从土耳其发射，只需要5、6分钟就能够对苏联西部地区进行打击。苏联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的设计、部署是供欧洲地区的冲突使用的，打击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在欧洲的核力量。这些导弹射程有限，如果部署在苏联国内，则根本无法打到北美大陆，不足以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对此，赫鲁晓夫自己是十分清楚的，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应当记住，在我谈到裁军问题的时候，我国在核弹头和导弹方面都远不如美国，而美国又是处在我们轰炸机的航程之外。我们可以把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炸为灰烬，但对拥有庞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美国本身，我们却无能为力。" 
      就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数量而言，苏联也远逊于美国。据有关资料估计，1962年美国拥有洲际导弹294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144枚，远程轰炸机600架；而苏联则分别拥有75枚、75枚和190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如果苏联把导弹部署在古巴，就可以大大提高第一次打击的能力。这些导弹的射程可以覆盖整个北美大陆，并且可以绕过美国的导弹警报系统，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因此，把导弹安置在古巴，有助于扭转美苏两国导弹数量和攻击时间上的不平衡，抵消美国的战略优势。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称："美国人用军事基地包围我国，用核武器威胁我们，而现在他们就会知道当敌人的导弹对准着你的时候是什么滋味，我们干的也不过是小小地回敬他们一下，现在正是让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国土和人民遭受威胁是什么味道的时候了。"在他看来，一旦在古巴取得成功，那么就可以使美国面临一个既成事实，有助于解决苏联所遇到的政治、军事问题，从而改变整个冷战环境。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赫鲁晓夫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加强苏联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抗的能力。
      赫鲁晓夫敢于在苏联处于"导弹差距"不利的一方情况下采取如此大胆而又危险的行动，还在于他过低估计了自己的对手，认定肯尼迪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不过是个"孩子"，会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下退让。一位在苏联从事过几项高度机密工作、当过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特别助手的谢甫琴科回忆维也纳美苏最高级会晤时说，"同肯尼迪会晤的时机很好，肯尼迪未能对付得了尼基塔，这很危险。尼基塔觉得肯尼迪是一个弱者，认为他甚至可以恐吓肯尼迪。每个人都洋洋得意，这改变了我们在美国人面前的自卑感。发现一位美国总统可以被吓住而不能以强硬的方式作出反应，这种心理作用非常重要"。当时参加会谈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哈里曼也认为这次会晤使肯尼迪"十分震惊"、"十分不安"，"精神上有点垮了"。

威慑理论

      威慑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不断被完善和发展。威慑是指一方采取有效方式影响对方决策，并期望借此影响对方对自身行为与其判断的行为模式。威慑设计与对方冲突的同时，以足够的证据是对方相信我们的反映取决于对方的行为。威慑的实现，是通过让潜在的进攻者确信，蓄意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收益，绝不会大于进行这种战争的成本。威慑的基础是理性，威慑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连贯性，要有充足的手段等。当然，威慑概念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现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在选择战争之前，通常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其美国冷战中最经典的遏制理论的基础就是威慑。

      以下几种情况不适用于威慑：第一，一些万古之徒拥有足够资源发动大规模报复行动，并有能力为此承担一切后果，那么他们就可能发动大规模报复行动。第二，对手的自我控制能力与其实施威慑的有效性存在密切联系，威慑对那些丧失理智、行为幼稚的人不起任何作用。第三，威慑的效果与对手掌握的可供选择的自由有很大关系，孤注一掷的威慑会使对方别无选择，只能殊死一搏。所以，大规模杀伤性威慑只有当对方完全不具备杀伤性报复能力时才能发挥作用。

       谢林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可信承诺在冲突和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基本内涵是，在谈判和冲突的场合，如果博弈以方能够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选择自由反而会增强其谈判地位，而赋予一方更多的相机决策权则可能伤害该参与人的利益。置于死地而后生就是最经典的例子。

      威慑涉及武力的潜在使用，而非实际使用；威慑是为了警告并说服潜在的敌人，只有避免某些举动才能维护其自身利益。因此，在追求国家利益和目标时，执行军事任务与运用潜在的军事能力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本质上讲，威慑理论是一门关于如何巧妙地运用智慧，避免使用显示武力的理论。鉴于此，威慑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策略，其含义非常广泛，军人具备的能力可能更广，更强，但是他们不会自觉地表现出来，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天职，而履行天职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在国际关系中，威慑不仅仅存在于敌对国家之间，友好国家之间也有威慑。威慑存在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冲突的同时，也存在共同利益。如果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共同利益关系或者完全冲突关系，那么，威慑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古巴导弹危机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国际关系中的威慑理论。从古巴导弹危机的原因到危机的处理都得到体现。从原因上来看，赫鲁晓夫把弹道运进古巴的根本原因是相对美国的核威慑进行反威慑。为了威慑美国，以弥补战略力量的不足，不时挑起一场热核战争。

        在危机的处理过程中，更是运用了诸多的威慑原则和理论。

        第一，为了保障威慑的可信性，威慑方必须竭尽全力隐藏自己发动威慑的真实目的和意图。但是如果一方决意要惩罚某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界限并非十分明显，客观的话，那么，威胁放在决定实施威慑的时刻，也寻能够认识到自己与对方存在某个利益共同点，即双方都想避免造成彼此不愉快的行为。

        为了使威慑更加准确有效，能够清楚地被对方或任何意在帮助对方的第三者所认识，威慑方有必要引入一些机制。威慑的要点在于其显著的有效性，而非显示其主体的真实意图，因此威慑于可见的行为，而非隐藏性的行为密切相关，包括主体的一些毫无意义的假动作。最后，惩罚的效果和影响必须具有显著的隐蔽性。

        在这次危机中，双方的战争措施都同时带有强烈的威慑色彩，如：美国战略空军的全面战备命令是用明码发出的，很明显是为了让苏联方面收到。苏联在10月27日最紧张的时刻试爆核弹，这是给美国的一个强硬的警告，因为美方明白，这不是研制新式核武器的试验，而是对库存核弹可靠性的临占检验。

        就美苏核能力而言，美国处于绝对优势。美国核弹头数量是苏联的6倍(5000：300)。美国核运载工具数量是苏联的5倍：(洲际弹道导弹294：75；潜射弹道导弹144：0；远程轰炸机600：190)。当时美国的军事基地包围着苏联，可以威胁苏联的心脏地区。而苏联大部分导弹只能威胁欧洲而不是美国本土。然而美国依然无法承受几十枚苏联核弹的打击。正如戴高乐对某国领导人说的那样：你们的核弹可以杀死我们1千次，而我们的核弹只能杀死你们1次，但1次就够了。

        事后，肯尼迪在一次演说中谈到导弹危机的教训时强调："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保卫自身的重大利益时，核大国必须避免这样的对抗，即迫使对方在丢脸的退却和进行一场核战争之间作出选择。" 就其初衷而言，他要采取的决非与美国冲突的行动，而是"一种既能对付美国威胁，又能避免战争的行动方针"。当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在退却和战争之间作出决定时，他明智地选择了前者。甚至在苏联潜艇被美军击毁后，他也没有作任何声张，悄悄地将事情平息了之。或许肯尼迪在危机过后说的这句话道出了两人当时的共同心理："从双方都拥有核能力，双方都想保护自己的社会这一意义上来说，我和赫鲁晓夫先生是处境相同的。"

        此外，为了在实施威慑过程中维护自己的信誉和尊严，威慑方应注意前后事件或行为的连贯性，因为后续行为能够增强钱其行为的威慑效果。如果整个威慑过程分为如干阶段，那么这位威慑方提供了一个通过钱其努力、向对方证明其威慑将继续存在的绝好机会。鉴于对方钱其已经得到了一个教训，其前努力的效果也将愈加明显。

        为了化解对方的反威慑努力、威慑主体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威慑。有些无法分步骤的威慑行为需要剔除；尽管没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是威慑一方可以允许一些辅助性的次要行为存在，因为他们或许将有助于威慑目标的实现。

        同样道理，整体威慑行为阶段化只是惩罚性威胁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位设行为的效果会越加明显和严厉。如果要一个人的命不会对其产生威慑的话，那么就停止向其提供食物，因为后一种方式此前一种方式更有效。出于对道德或公共舆论的考虑，这种方法也是留给对方一次最后的机会。

      作为被威胁方，威胁方也可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化解威胁风险。如果他一时无法做好全部的防御工作，也可以肯定完成对其反威胁计划具有全局性意义的事项。如果威胁方的报复行动可能导致巨大损害，或被威胁方的抵抗行为也可以化解为若干阶段，那么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也能有效化解来自被威胁方的可能引起自我反应的反威胁行为。

      在美苏双方处理危机时，有很多技巧可圈可点。比如最终的解决条件中，都提到了本来与此无关的土耳其。土耳其成分的加入，把一个以苏联撤出导弹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交易，变成了美苏双方各自从某处撤出导弹，并各自保证不入侵某处的交易。这样就顾全了双方的面子。其实苏联并未计划入侵土耳其，而美国1963年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出的"朱庇特"导弹也是本该淘汰的旧型号。双方外交人员都表现了应有的技巧。

      即使在擦枪走火时，双方也表现了很大的克制，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激化。美军逼迫苏联潜艇上浮使用的是小威力的练习深弹，6艘F级潜艇只炸伤了1艘。苏联部分货船在到达美国封锁线前折返，而美国对部分不可能运载导弹的货船也给予放行。

      肯尼迪亲自指挥"隔离"措施的执行，掌握着危机的一切重要细节情况。他不顾海军将领乃至麦克纳马拉的强烈反对，接受了英国驻美大使戈尔的建议，把封锁线移到更靠近古巴的地方，以便给赫鲁晓夫较多的时间作出决定；同时命令海军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得拦截任何苏联船只，更不得去追踪并登上那些被怀疑载有违禁品的船只，以避免节外生枝，使一触即发的形势上升到难以控制的地步。他强调，"我们不想强迫他（赫鲁晓夫）铤而走险，不想把他逼得走投无路"。在整个"隔离"期间，美国海军只是在10月26日检查了一艘苏联租用的黎巴嫩货船。赫鲁晓夫也极力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命令苏联船只暂时避开美国海军的拦截区，并打电话给肯尼迪，建议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同时派米高扬赴哈瓦那，协调苏古两国政府的行动。
      10月26日，18艘苏联货船中的16艘开始返航；同一天，华盛顿收到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一封私人信件，"表现出对于危机的含义有着完全合乎情理的了解"。赫鲁晓夫在信中敦促肯尼迪审慎行事，保持克制，并且暗示：苏联可以从古巴撤走导弹和部队，作为交换，美国则保证不入侵古巴。 
      10月27日被称为"黑色星期六"，在这一天世界从未如此接近过核灾难的边缘。赫鲁晓夫提出了新的交易条件，要求美国以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来换取苏联撤除在古巴的导弹。同一天，美国的两架低空侦察机遭到古巴地面炮火的袭击，一架U-2飞机被一枚苏联导弹击落，这使得要求肯尼迪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骤然增大。

    肯尼迪不认为为了古巴的导弹就有理由去冒哪怕是很小的战争风险，而宁愿承受由一次公开的导弹交易而造成的巨大政治压力。在这一问题上，肯尼迪并不像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所说的那样"是从不动摇的"。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防止冲突的升级，肯尼迪采取了两项秘密措施：一是委派其胞弟罗伯特 肯尼迪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转达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口信，明确提出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美国不入侵古巴，否则，美国将不可避免地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同时又告诉苏联人，尽管双方在土耳其导弹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但美国方面决心撤出这些导弹，而且是在危机一经解决就这样做；二是如果上述方案不能奏效，就由国务卿腊斯克安排通过吴丹公开进行导弹交易：美国和苏联分别从土耳其、古巴撤出它们的导弹。

    肯尼迪把外交牌打得非常出色，使美国的行动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支持。英国、法国、加拿大等明确地站在美国一边；非洲的几内亚和阿尔及利亚都向肯尼迪保证，不允许苏联飞机着陆加油。出于地区安全的考虑，美洲国家组织以19票对0票通过决议，要求苏联立即从古巴拆除并撤走所有的导弹，这为美国的隔离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联合国，史蒂文森向与会各国代表出示了苏联导弹的照片证据，在世界公众面前给苏联代表的狡辩以致命的一击，大大加强了美国的地位。